第二节
日清战争以后之状况

日清战役

日清两国对于韩国之意见各异，久不相释。明治二十七年五月，韩国会有东学党之乱，两国兴戎，我国之经济社会，大加警戒，各种事业均尚退守主义，比年所大进之新事业，一时亦中止其计划。然我国连战连胜，平和克复，大有光荣，铁道、海运、采炭、保险、船渠、水力、电气、纺绩、制糖、石油、汽车制造及其他诸般事业，相竞而起。盖当时巨额之赔款，及战胜之名誉，大足以鼓舞民心，且金融机关之发达、资本供给之便利日益增加，故企业热愈高，株式相场一时奔腾，伊于胡底。

然其弊流于轻举妄进，世人每言会社，辄预以为有一攫千金之利，狂起应募，终至收支不能相偿，不几时而反动生，金融日见促逼，基础薄弱之新设会社，颇有维持困难之感，势不得不解散者不少。幸政府及日本银行时以救济为务，虽得幸免恐慌，而市场不振数年相继，至明治三十五、六年，日露战争之交，始有活动之象。

会社统计

今欲示日清战争后会社发达之大要，据农商务省统计表，举凡农业、商业、工业及从事水陆运输业之诸会社，数拂迂资本金及积立金总额，列表如下：

《商法》制定之影响

由是观之，此数年间之经济界虽有变动，要之会社事业有逐年发达之观可知矣。夫社会之制度法令及其他一般之事，虽无不与会社事业之盛衰为影响者，其中由明治二十六年先施行《商法》一部，寻于明治三十二年施行《修正商法》，会社事业之面目焕焉一新，其成立之基础益得巩固，且有鉴于商法施行后之经验，采长补短，求适于实际。

商业会议所之贡献

又有东京商业会议所，为之首唱。合全国五十余所之商业会议所，或直接或间接，谋所以裨益于会社事业者不少。至明治三十八年，复制定《担保附社债信托法》、《铁道抵当法》、《工场抵当法》、《矿业抵当法》等，使会社易于募集资金，于是会社事业大有进步焉。